科学与艺术：走向一种新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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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让-马克·菲利普也曾是一名科学家。他关注艺术与各知识领域的交汇，尤其是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此前他曾长期热衷于艺术—毒品—创造力之间的关联。继上一次在1981年巴黎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FIAC）举办个展之后，他接下来的展览将在比利时（1982年10月—11月）和日本（1983年内）举行。他目前担任未来的拉维莱特科学与技术博物馆的顾问。

无所不在的科学

在人类知识的所有金字塔中，唯一具有累积性的无疑是科学金字塔；其他知识金字塔则在达到顶峰后便归于沉寂，让位于新的思潮，作为一个个新的起点。在人类知识的这片图景中，科学金字塔不断增长，甚至溢出自身的框架，去滋养那些直到不久前对它还很陌生的领域。科学事实及其留给我们的成果，如今已在从哲学到艺术的各种学科中扎下了根本性的根基。

例如，不借助科学，我们又如何能对人与世界形成某种认识呢？

科学通过它向我们提出的种种假说、通过它的应用和技术成果，无所不在于我们的一举一动之中。我们最私密的行为也已因其所提供的服务而被改变和调整：我们每个人迟早都曾是化学疗法的幸运受益者；信息以光速流通；避孕药让青少年得以按照自己荷尔蒙的节奏生活；同一事件可以被数十亿人即时观看；地球的尺度已不复从前，如今它被理解为太空中的一艘救生筏；无限大可以测量，无限小已可触及。神奇的科学金字塔，在描述我们周遭事物方面给予我们如此多的帮助；险恶的科学，虽然揭示了“如何”，却对“为何”只字不提。

如果说科学事实总体上确实为所有人所感知，那么感知的程度却各不相同。有些人只感知到它的形式，即经由媒体凸显出来的那些性能最卓越的物件（航天飞机、计算机“芯片”……）。另一些人看到的是它的服务与手段（电视、外科激光……）。最后还有一些人，他们在科学推理的本性之中，也就是在其本质之中感知科学。这样的人为数不多。

无论以何种方式，我们所有人确实都与之相关。此外，源于基础科学的技术努力，依托于一种在人力、财力、技能和设备方面都极其庞大而独一无二的集体人类努力，制造神话的种种要素便由此齐备。我们不是看到印有玛丽莲·梦露头像的T恤，与印着E=MC 2的T恤并排陈列吗！

然而，正如一切神话一样，其中某处存在着某种幻象，而这里的谎言在于：被神话化的科学似乎能够包含并提供医治我们地球人一切病痛的良方（世界饥饿、降低婴儿死亡率、延长寿命……）。而事实上，科学只是转移了问题。只要它尚未与一种有待界定、有待发明的新道德秩序相结合，情况就会一直如此。否则，它将继续播撒恶魔般的核达摩克利斯之剑，带来最坏的，也带来最好的。

艺术与科学的表层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家不可能置身事外，科学世界与艺术世界之间势必会发展出一种互动。况且，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观察到艺术家是一种天生的实验者，向来懂得自然而然地把科学提供给他、又合他心意的新手段据为己有。但是，这种手段的借用，无论多么根本，丝毫没有扰乱他的创作姿态：艺术家只是拓宽了他的可能性的调色板。

倘若没有19世纪出现的彩色颜料化学，印象派画家永远不可能完成我们所熟知的作品。同样，倘若没有约1930年代丙烯颜料的商品化，罗斯科也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完成他的作品。

在音乐领域，这类手段的借用对构思音乐写作的方式本身产生了同样决定性的影响。例如瓦格纳，倘若没有铜管乐器的非凡发展——萨克斯管、圆号和小号都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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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希·门德尔松，波茨坦的爱因斯坦天文台

1850年出现——便无法按照他的构想来确定其配器。没有西方的乐器工业，爵士乐这一现象也就不会存在。

在建筑领域，尽管情况与上述艺术有所不同，铁、铸铁、钢、混凝土、铝、玻璃这一序列，对我们周遭的建筑物、纪念建筑或工程构筑物的面貌所产生的影响，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更有甚者，20世纪的科学正是一些全新艺术的根基。科学与其工业界携手，为艺术家提供了全新的表现手段：普及到人人可用的摄影——其发明可追溯到上一个世纪——还有电影、有声电影、电视、录像，乃至全息摄影。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艺术面貌，确实有赖于这一整套交由每个人的感性支配、直接源于科学事实的非凡手段。

这里必须指出，所有这些交由艺术家支配的手段，虽然可供新的探索，却既没有扰乱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创作行为；况且，这些艺术家对上述手段的科学来源也很少关心。

科学与艺术的另一种牵连还在于：在科学神话的推波助澜下，许多艺术家对某些科学物件的形式十分敏感，并将其从原有的功能或来源中挪用出来。受莫比乌斯带启发的雕塑家和平面设计师已不计其数，受数学曲线图示启发的雕塑也同样如此。近几年来，计算机及其穿孔卡片、磁带、放大的微型组件，都见证了这种兴趣，而这一次还伴随着同时感受到的社会变化。

在过去这五十年间，还可以观察到艺术与科学之间另一种仍属表层的结合：艺术家吸收了若干基本的技术系统，这些系统使作品隐含地带上了某种科学色彩。我们看到电动机驱动雕塑，光电管让公众“参与”到作品之中。这类系统的自由度如此之低，以致尚谈不上真正的结合。

艺术与科学之间深层关系的成果：一种新艺术

直到大约二十年前，人们才看到艺术与科学之间真正深层关系的萌芽逐渐发展起来。科学被调用的不再是它的形式或手段，而是它的方法、它的推理范畴和它的分析能力。这一相遇又伴随着对当今技术所提供的信息处理的运用，我们有理由期待由此产生一场艺术上的剧变，甚至也许是某种复兴——而传统艺术并不会因此消亡，恰恰相反，二者是完全互补的。

在进一步描述艺术的这一蜕变之前，我们须简要展开一个简单的例子，以便从中引出若干推论。我们将要考察的是一个音乐方面的例子。事实上，音乐的优点在于它完全可以分析、可以量化，也就是说，构成音乐的所有物理量都为物理学家所熟知：它们既已被识别，又可以测量（音高、强度、音色）。此外，数学提供了一系列技术和计算工具，使人能够界定并分析“秩序”这一概念。而且，作为初步近似，可以认为音乐对应于音符在时间中流动的某种秩序。

与其在此描述一种借助复杂数学方程任意选取和定义的秩序概念，不如设想一个复杂的几何图形——例如某种超立方体——在一块与我们电视机屏幕相同的屏幕上旋转。在这块屏幕上覆盖一张类似纵横字谜的网格。现在，仍然是任意地，我们规定：每当这个旋转的复杂几何图形的某一顶点经过前述网格某个方格的交点时，该顶点便对应一个音符，记入第一小提琴声部的乐谱。例如，以同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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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规定，每当这个旋转的复杂几何图形的另一个顶点经过网格某个方格的交点时，它便对应一个音符，这一次记入大提琴声部的乐谱。依此类推。

因此，借助这一实验装置，再加上一整套任意的设定，我们便能够得到一份乐谱。但这座声音建筑一旦被演奏出来，结果会怎样：它将是一次风格练习、一次演示、一种声音图解，还是一部音乐作品？今天仍由艺术/科学关系所产生的人工制品，恰恰会把我们引向这类问题。这是因为，就其构想而言，这些关系仍处于极为萌芽的阶段。但如果我们设想把前述实验装置加以完善，并在其上嫁接一台足够强大的计算机，使之能够整合人耳的听觉生理学和音乐和声的法则，那么前面的乐谱便会是可信的——即便归根结底，仍须由人的心智来决定乐谱的最终形态。

让我们在想象中走得更远，给我们最新的装置再嫁接一台精良的合成器，用来让我们预先领略这首乐曲的滋味。我们便处于一种实验性创作的情境之中。对任何艺术家而言，这样一份礼物都堪称奢华。

如果我们回到现存的现实与种种偶然条件，就不得不承认：在一切源自艺术/科学深层关系而呈现给我们的东西中，现有的成果仍然非常粗糙：前期分析不够深入，技术链条也不够强大，无法处理足够多的信息。其结果是，由于自由度仍然很低，例如大多数图形成果都非常相近，无论如何都很容易按类归组。至于这一关系的其他成果，它们仍然常常像是一种风格练习，或者像人们所说的实验室研究。

然而，相对于传统创作，一个巨大的拐点正在显现：经由古典路径而产生的艺术——即便这一路径对我们而言仍然晦暗不明——要经过亲身经历、经过感受力、经过作者独有的个性。

而源自艺术与科学真正融合的创作行为，则成为一种可以整体加以分析的行为。它可以从其前提一直追踪到其结果。

其后果是多方面的，既涉及艺术家今后应有的新面貌，也涉及作品与公众之间将要建立的关系的性质。作品的生成不再相同，其起源也不再相同。情感关系亦然。因为，如果说传统艺术传递的情感抵达观看者的感性身体，那么新艺术将更多地诉诸心智。一个新的感知层次或许将被跨越。

总之，我相信，而且我清楚地预感到，在不太遥远的某一天，不再是一位艺术家，而是由具备相应素养、拥有大量技术手段的人组成的群体，将使一种新形式的作品涌现出来。这些艺术作品将不再依托于个人的情感语境；这些艺术作品将揭示出源自波动力学方程、伟大的普适常数、原子物理学、数学、人体生理学，以及支配宇宙的各种量与定律的未知形式、比例与声音。艺术作品将具有另一种本质，它或许能够教给人们一种在事物的透明中认知的方式；它将不再讲述面对社会与文化肌理的人的心灵，而将述说世界与生命的普遍性。